中略導讀

       每逢年初，都是企業制定新一年發展戰略、業務規劃的關鍵時刻，2018年的鐘聲已經敲響，中國經濟會呈現怎樣的發展趨勢？中國企業將面臨哪些機遇與挑戰？這些都是中國企業家最為關注的焦點。

       2016年12月25日，正和島官微推送的安邦智庫內部對2017中國經濟的預測，成為多數企業家進行戰略決策的重要參考信息。

       2018年，我們又將面臨什么樣的情況？

01.預計2018中國經濟增長率6.5%

       按照中國宏觀經濟的線性邏輯來評估中國2018年的經濟增長，很顯然主要數據的曲線和影響都是向下的，只有少部分數據的曲線和影響是向上的。

       從世界市場的競爭角度來看，中國2018年的經濟增長也不樂觀，中國商品及服務在世界市場面臨著越來越強大的壓力和障礙，世界各國的保守主義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勢，沖擊中國經濟。

       同時，中國的生態環保壓力以及以往經濟增長中的不確定增長因素，如無效GDP，環境為代價的增長方式逐漸被剔除，這些因素均將導致2018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能低于2017年。

圖1：中國歷年經濟增速（%）

數據：國家統計局

表1：國內外主要機構對中國2017、2018經濟增速預測

數據：各機構研報，安邦咨詢整理

       安邦咨詢的預估與2017年歲末多次發表過的評估結果一致，并無任何修正，中國2018年的經濟增長率預估為6.5%。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評估結果是在線性基礎上做出的評估，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因應當期經濟的形勢及時做出調整和政策改變，均將在一定程度修正經濟增長率的數據，因此2018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實際在當期還會存在若干不確定和變數。

02.將實施積極的債務擴張政策

       面對當前和今后的國內外形勢，安邦咨詢認為，中國維持穩健的經濟增長和其他發展目標并不能在一種線性基礎上考量，而應該結合國內經濟的結構性缺陷和問題，結合世界經濟形勢來判斷。

       要解決這些嚴肅的挑戰和問題，讓經濟體維持一定的動能恐怕是必須的，這就要求中國需要顯著地擴大發債，通過債務擴張來實現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的多元目標。

       中國實行積極債務擴張政策的主要原因和理由包括：

       （1）需要應對美國大力度稅改政策的影響，維持中國的財政穩定。

       （2）需要活化實體經濟，需要制造出一個需求更加暢旺的國內市場，需要新的資本投入。

       （3）中國政府目前還有適度的空間來擴張債務，而當前資本過剩的環境提供了足夠的資金。

       （4）中國調整結構、實現經濟轉型需要有時間窗口。

       （5）中國需要避免經濟增長速度過快下滑。

       （6）中國在十九大有很多政治目標、社會目標以及國際戰略，都需要很多錢來實現。

       要解決這些問題，擴大債務可能是最有效的解決辦法。

       顯然，支持增加債務的理由還有很多，雖然限制條件也很明顯，但就形勢論形勢，現在開始策動和考慮規模超過“4萬億”的大規模刺激方案，恐怕也是中國現實的需要。大致估計，未來3年至5年，中國可能需要30萬億以上至50萬億的增債規模才會有效。

圖2：中國政府近年債務余額

數據：財政部歷年預決算報告，安邦咨詢整理

       至于資本投資方向，不應繼續增加在基礎設施的投資，無論是效率還是未來負債，基礎設施建設繼續“加磅”，都存在著問題，比較理想的投資方向，應該是實體經濟減成本、增實力的方向，如：基金。還有軍民融合、戰略新興產業、鄉土產業、生態環保產業、中國年輕人很擅長的消費科技、“銀發產業”以及雄安新區的建設等等。

       這不見得是最優方案，但可能是讓中國擺脫潛在經濟困局最可行的、有力的舉措。

03.中國經濟競爭力呈現下降趨勢

       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具有周期性特點，一個上升軌道連結一個下降軌道，這就構成為一個周期。就此而言，“未來會有一個新周期”也沒錯，因為一個周期一定會連接著一個周期，但從目前來看，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是，開始步入一個下降軌道，而不是持續的上升。

       從趨勢的角度來看，中國競爭力呈現的是一種下降的趨勢，今后的中國經濟增長是一種修正階段的增長形態，各種非理性增長因素，無效GDP成分會得到修正，逐漸從經濟增長隊列中被擠出。

       這一過程當然是有代價的，其成本尚不可全面評估，但中國以往GDP增長中的有效GDP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高，這一點無疑是肯定的。

圖3：世界經濟的國別構成圖

數據：世界經濟構成圖，2017年2月

（數據來自世界銀行，圖片：howmuch.net）

       就此而言，有兩種現象值得重視：

       第一，外部世界對于中國的各種擔憂似乎有些過分，因為中國的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第二，中國自身對于中國實力整體過于樂觀的估計，也值得再認識。

       作為13億人口的一個大國市場，其世界影響力肯定是存在的，但中國的競爭力正處于下降和修正的軌道之上，而非持續的上升，這一點需要警惕，否則分岐化的判斷甚至猜測將導致自相矛盾的政策效果。

04.將繼續壓縮產能、解決過剩

       我們預估，2018年中國還會繼續壓縮產能，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并且解決過剩。

       從某種意義上說，壓縮產能也是一種去杠桿，但實際二者今后將有所分歧。中國政府在去杠桿的問題上保持謹慎態度，這是因為要確保經濟穩定，不能出現失速的狀態，可能作為調控手段會出現加杠桿的情況。

圖4：2007-2016年金融機構杠桿率（%）

數據：wind資訊，國際清算銀行，安邦咨詢制圖

圖5：2007-2016年企業杠桿率（%）

數據：wind資訊，國際清算銀行，安邦咨詢制圖

圖6：2007-2016年政府杠桿率（%）

數據：wind資訊

       而去產能，主要是與減少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有關，否則進口還會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壓力更大。

       此外，壓縮產能還會減少西方對中國的影響。

       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從趨勢上看，中國經濟政策的大目標出現了巨大的調整，由外向內。中國今后經濟政策的重點是國內市場，政策方向上強調的也是國內市場。

05.政府將重組社會組織系統

       中國正處于一個關鍵時期，從觀察來看，現在正處于這一歷史時期的初期階段，反腐敗就是這一歷史階段的一個外部特征和發展證據。

       隨著這一時期的進程延續，今后中國將會進入到一個社會組織系統重組和重建的階段，各類社會組織將會全面深化和建設。而目前各類社會組織系統尚處于無序的狀態，并未得到統一而有效的重建。

       就商業活動而言，各類協會組織將有可能進一步實體化，這將會涉及任命權、審批權、資源分配權等重要的組織資源。

       這類組織系統的重建，實際是政府平抑互聯網影響和沖擊的重要進程和治理步驟，中國政府將會日益重視各類社會組織的建設，這是必然的一種趨勢。

06.財團經濟可能得到采納和推行

       財團經濟有可能得到采納和推行，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存在理解上的各種混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對于財團的傳統認識以及將財團與財團經濟混為一談。

       事實上，財團從來都是政府間接控制市場的工具。尤其是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行業，這是一種需要巨人的行業，而財團可以充當有效的角色。

       而中國未來的問題，在于財團的實現路徑。

       有關混改的政策文件指出，要立足國有資本的戰略定位和發展目標，結合不同國有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現狀和需要，根據主營業務和核心業務范圍，將國有企業界定為商業類和公益類。

       商業類國有企業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為主要目標。

       公益類國有企業則以保障民生、服務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主要目標，必要的產品或服務價格可以由政府調控。

       我們認為，要積極引入市場機制，不斷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和能力。

       現在的混改實際上為財團經濟提供了一種實現路徑。對于商業類的國有企業，可以“搭船”出海；對于公益類國有企業，有利于引入市場機制，總體上實現“國有+”或是“民營+”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形態，讓中國企業強身健體。

       中國改革以來的政策實踐表明，一項好的政策，僅靠理論號召和行政命令是不行的，還是要做基于效率的考慮，利用市場的原生動力加以驅動，才能有效取得實踐成果。

07.民營企業面臨巨大挑戰

       民營企業在中國面臨著諸多的挑戰和壓力，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民營企業家自身的問題，也有社會發展階段的原因。

圖7：民間固定資產投資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

數據：國家統計局；安邦咨詢制圖

       未來，民營企業家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主要包括：

       （1）金融資源的限制；

       （2）政治形勢的變化和適應；

       （3）勞動力資源的緊張；

       （4）法律的完善滯后于發展的需要；

       （5）資源利用的許可；

       （6）資源分配的調控；

       （7）混改。

       民營企業家必須要面對來自國內外的強力競爭，部分民營企業可能出現“散戶”化和“個體”化的趨勢，實體企業在事實上轉化個人投資者。

08.再私有化和再國有化

       中國目前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再私有化和再國有化，雙軌前進。

圖8：低效率的國企是社會資源的巨大消耗者

數據：國資委、財政部和國家統計局

2017年國有企業的數據到當年11月止

       很濫的國有企業通過私有化實現擴張；需要政策大力支持的民營企業，則通過引入國有資本，實現一定程度上的國有化。

        需要競爭和積極性的國有企業是在再私有化的問題；不賺錢但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民營企業是通過再國有化，解決養起來的問題。

09.大量發債無法避免

       毫無疑問，中國存在債務問題，外部世界通常以債務為標準衡量經濟體的健康水平，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大為堪憂。實際中國經濟的確存在大量債務，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上升的速度很快。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居民負債，成為中國債務領域的三大負債隱患。

圖9：GDP增速與國企負債率

數據：國家統計局

圖10：國內各類型工業企業負債規模

數據：國家統計局，安邦咨詢整理

       中國社會發展的大目標如果是確定的，那么為了均衡的實現，政府主導就是必須的，而政府財政資源有限，籌集資金就必須依靠大量發債，這是原因之一。

       再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回收貨幣流通量，這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既然大家不愿意花錢，政府就來幫助你花錢。

10.外資在中國將出現分化

       回顧中國的改革和開放，對待外資的第一個階段基本是以最優厚的條件來吸引外資；第二個階段強調“利用好”外資；第三個階段是“讓你發財”，這個階段中國已建立起對自身市場規模的自信，如果說不是過度自信的話。

       至于今后，預估來到中國發展的外資將會出現分化，這種分化將會表現在產業門類，也會表現在其他方面。世界金融資本將會在一定程度和一定階段“看好”中國市場，因為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產業轉型中明顯具有服務業的吸引力。

圖11：2000-2016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情況

除2016年數據源于商務部外資司外，

其他年份數據均源于國家統計局，安邦咨詢制表

圖12：主要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占比

數據：世界銀行《2017/2018全球投資競爭力報告》

       世界上其他具有系統重要性的產業和企業，也會看到中國市場具有“投資特權化”的傾向，因此也會積極介入中國市場，當然這不會是普遍意義上的外資。

11.稅收政策或將搖擺不定

       債務增長本身就證明政府財政資源的緊張，社會大目標的實現將會導致這種財政資源的緊張更為加劇，因此財政收支惡化的風險隱約可見。要解決這種系統風險，方法通常有兩個，一個是通過加稅讓稅收大幅增長，一個是經濟活力釋放，稅收自然增加。

       目前由于世界經濟的競爭形勢已然成形，尤其是美國的稅改打開了世界各國減稅的競賽大門，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加稅雖然有沖動，但卻無法拿得出手。

圖13：中美稅負比較

圖表：中金公司研究部，安邦咨詢整理

       至于經濟活力的釋放，這要求進一步擴大自由競爭，進一步提升市場化的水平，與現行社會大目標并不一致。所以，現在的中國稅收政策實際處于一種不穩定的搖擺狀態。

       無論是房地產稅，還是其他制度性的稅改，甚至分稅制的調整，關鍵問題都是這種搖擺的稅收政策造成的不穩定。

       換句話說，中國目前的稅收體制和稅收政策尚處于一種樂觀情緒的控制之下，一旦形勢惡化，財政收支惡化的風險更為加劇，則稅收政策方面的搖擺將會轉而變得堅定不移。

12.抵制奢侈品消費或成主流話語

       中國現在面臨著矛盾的情形，經濟增長需要消費，但社會大目標的實現也提供了反消費的需要，因為這個社會大目標是以貧富均衡為衡量，奢侈的消費只會夸耀富裕，不會有助于社會大目標的實現。

       所以，中國政策對于消費，尤其是奢侈品消費的抵制，會漸漸變為主流話語。

       此外，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消費需要大量進口，需要更多外匯，在人民幣匯率趨于貶值的條件下，這是很難獲得政策支持的。因此未來在反消費的趨勢下，反對“腐朽”生活的話題可能再度出現。

13.個體效率不等于宏觀效率

       一枝獨秀的產業，一枝獨秀的企業，在中國是否存在呢？肯定存在！很多人將此視為一種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中國經濟的興旺和樂觀。不過令人遺憾的事實在于，個體的高效并不能反映和證明整體的高效。這種“一枝獨秀”恰恰是缺陷而非成就。

表2：2016年中國互聯網企業收入前20排名

數據：艾瑞咨詢，安邦制表

       任何一個成功的經濟體，尤其是中國這種大國經濟，必須在非常多的領域保持高效才能轉化為整體上的高效，否則僅僅是數個領域的個體增長很難支撐中國這樣的大國經濟。

14.貨幣投放不一定導致通脹

       在西方各國實行QE以來，中國央行也動用了大量貨幣工具，投入了一定規模貨幣量，但這種貨幣投放并未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大多數使用QE工具的國家也未發生通貨膨脹，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實際其原理在《顛覆世界的城市化》（陳功，2015年）一書中已經清楚講明，就是貨幣轉化成了產能，產能壓低了價格。

       那么，隨著中國奔向社會發展的更大目標，債務以及債券都會有更大規模的膨脹，這種情況下是否會產生通貨膨脹？

       答案同樣是不一定。

       這種情況的出現倒不一定是央行通過各種工具進行平抑，結果導致了通貨膨脹沒有發作，真正具有極大抑制作用的是，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的關系。

       如果中國市場逐漸“由外轉內”，注重內需市場，從一個向外傾銷的“世界工廠”變成一個向內的超大型消費市場，那么通貨膨脹的發生幾率會改變，通脹發生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

圖14：歷年M2余額、GDP規模及比值(1990-2016)

數據：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統計局，安邦制圖

圖15：中國貨幣投放大增并未帶來高通脹

數據：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統計局，安邦制圖

       之所以對通貨膨脹發生有一定的保留，關鍵在于“由外轉內”的中國經濟，通脹是由外部因素導致的。如果一方面發鈔，一方面又不注重控制進口，一旦匯率價差映射到了商品價差上，通脹就會伴隨商品而輸入，這時才會出現通脹。

       所以，如果中國進一步擴大貨幣規模，可以預料今后政策最為強調的就是防止通脹情況的出現。

       貨幣擴張的條件下，通脹是外部性的，這一點影響很大，因為要防止這一情況的出現，“進口從緊”就會發生。

15.全球將進入貿易保護新時代

        如果評價歐盟與美國，美國的貿易保護相對來講比較低，歐盟的貿易保護傾向其實更嚴重，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有分歧，一旦統一步驟就會發現歐盟的貿易保護比美國的更厲害。

       歐盟與美國的區別在于，美國的貿易保護在明處，體現在法律和法規之上；歐盟的貿易保護往往是在暗處，隱藏在文化與傳統的背后。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成為總統之后，“美國第一”以及“美國強大”的口號落在了實處，尤其是稅改，大力吸引美國制造業資本回流，再加上對移民政策的修正，還有大砍聯合國經費等措施，在事實上引導全球開始進入了一個貿易保護的新時代。

       這是現實。

       問題在于，貿易保護是一種可怕的傳染病。如果你不對等采取措施，就等于為全球的貿易保護主義“買單”。這是一種經濟海嘯，也是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一旦形成，就勢不可擋。

       所以，未來世界各國都會由開放的自由市場轉而傾向保守，世界各國都會傾向貿易保護，這是未來的大潮流。

       不過，這樣的潮流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不惜代價生產所造成的。這種過度生產，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和興起，創造無與倫比的樂土，無法令人忽視。

圖16：中美貨物貿易情況(2010-2017.1-9)

數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安邦咨詢制圖

16.宏觀負債決定人民幣貶值

       人民幣匯率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重要經濟標志，眾多政策走向都與人民幣匯率緊密相關。我們所言及的人民幣匯率貶值趨勢是指的遠期，不是指的當期或短期的人民幣匯率。

       對于短期的人民幣匯率，市場上有很多干預手段，可以人為修正匯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央行都會這樣做。

       對于人民幣匯率而言，問題在于，長期趨勢怎么辦？信息分析上的趨勢主要是指時間軸上的可見動向，在分析方法上是信息變動的一個橫斷面觀察。

       人民幣匯率問題也是如此，時間軸如果被拉長，中國經濟體的實際宏觀負債就決定了人民幣將貶值。其他技術性的工具手段甚至凈出口的影響，都不是很大。

圖17：美元兌人民幣走勢圖

數據：新浪網

       凈出口，完全可能因管制而實現，但這種情況下，無法因為凈出口而認為人民幣匯率將是堅挺的，經濟體內在的原因還是在趨勢問題上起決定性作用的。

圖18：中國居民和政府部門債務占GDP比(%)

圖表：wind，海通證券研究所

圖19：中國企業部門債務占GDP比(%)

圖表：wind，海通證券研究所

       而經濟體的內在因素中，債務的上升無疑是肯定的，而且今后規模可能越來越大，因此人民幣匯率的起伏，雖然情況紛雜，因素多變，但主要看債務。

17.財政刺激方案代替土地經濟

       如果要實現“房子是用來住”的大目標，同時又不會引發巨大的沖擊和震動，那么只有靠“錢”來解決問題了。

       我們提出30萬億到50萬億的財政刺激方案，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考慮用財政方案以及各種基金取而代之土地經濟。拿錢開路，拿錢來填窟窿，否則一定會震動和沖擊。銀行、地方政府、債務、資產價格暴跌……這一切的影響都不會很小，只有用錢來解決。

       事實上，總結中國以往的政策成敗經驗，其中的一個重要經驗是，政策操作放在需求端，影響最小，效果最大。

圖20：中國歷年土地出讓金收入規模

數據：《中國國土資源部統計年鑒》和財政部

圖21：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比重

數據：《中國國土資源部統計年鑒》

《中國財政年鑒》和財政部

       打壓房地產用了這么多辦法，消耗了這么多國家資源，效果卻不盡人意，市場內不買賬，老百姓不買賬，開發商也不買賬。但如果明確、清晰地將政策放在需求端，提供大量房子租賃，租金價格很便宜，房子住起來很舒服，租約穩定，那還有什么買房子的需要？

       當然，這就是一個錢的問題。

18.中國的科技創新擁有巨大市場

       從歷史的長周期分析角度看，創新科技不一定有利于一個國家，但卻一定有利于一個時代。

       從中國未來的經濟趨勢看，有兩個原因將有利于中國未來的市場創新科技活動：

       第一個，市場規模。只要市場規模足夠大，不是那么技術的技術也能產生很大的技術效益。這將明顯激勵中國的“點子文化”，鼓勵市場科技的創新活動。

       第二個，從貨幣刺激的角度看，今后也適合市場科技的創新活動。錢多，但又不知道去哪里合適，找到一個“好點子”就是必須的。

       市場科技的創新總是圍繞市場、圍繞消費而產生，其實就是換個新方式讓你花錢更方便、更好玩。這樣的市場科技創新也是一種創新，與過去金融界在信用卡上的創新完全一樣，有利于刺激消費，也有利于制造風險。

       中國最缺少的是生產活動和生產效率方面的科技創新，尤其是原創性創新，目前看到的大都是消費領域的創新，生產領域的創新科技活動還相對比較少。所以今后的中國，創新活動的科技導向似乎正在決定，中國的科技創新可以擁有一個巨大的市場，但卻不一定能夠擁有一個時代。

19.中國將不再有中產階級

       中國今后很難有真正的中產階級存在，主要原因是兩個：

       一是成本的高漲將迅速吞噬掉財富和資產，中產階級徒有概念但無其實質，其資產處于危險之中。

       二是技術貴族在撕裂中國的中產階級，這實際是一種分化，部分中產階級因為掌握有獨特的技術和創新能力，擁有一種資源稀缺性，導致他們的收入大大高于一般人，成為技術貴族。

       至于普通的中產階級，實際上他們因社會綜合成本上漲的速度，遠超其收入上漲的速度，而不復存在。

圖22：中國居民杠桿率迅速提高影響穩定

數據：wind資訊，國際清算銀行，安邦咨詢制圖

       中產階級的貧困化并不僅僅是美國的問題，社會普遍的居民負債證明了這一點。而中產階級的消失所導致的“社會穩定器”的消失，這一問題深為值得警惕，這是今后中國的大問題。

       社會在互聯網的推動下表現極端化，這不是偶然的現象，在背后都有深刻的社會、經濟內涵。

20.世界將進入大危機時代

       這一論斷當然與現在的各類樂觀預期有著巨大的背離，但絕非聳人聽聞。

       大危機時代的原理和邏輯是，世界的保守主義潮流將造成成本的上升，資本對于成本高度敏感，成本一上升，資本就瘋狂，資本一瘋狂，大危機就爆發。

       這樣的邏輯是否符合我們的預測和判斷當然“有待觀察”，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所經歷的保守主義時代都不是好的時代，歷史上的保守主義時代，從來都是大危機時代！

21.過度生產將導致世界危機

       長久以來，過度生產被視為是一種進步，有本事生產出來，什么東西都拿來投入進行大批量生產，都是“白菜價”，這就是過度生產，實際是一種生產超限戰。

       過度生產雖然利潤微薄，但由于規模大也可以積累起龐大的資本，擁有一定的市場影響力。而這種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市場影響力往往又容易被樂觀估計，以為是一種世界市場上的支配性影響力，實際問題不是這樣的。

       過度生產導致了嚴重的環境問題，導致了貧富差異過大，導致了各種社會不穩定，導致了綜合成本的過快上升。更麻煩的是，過度生產還會影響到全球市場關系，影響到世界市場各國之間的競爭關系。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從事過度生產，包括印度、東南亞甚至東歐，打著“學習中國”的旗號與中國競爭，同時使得世界的過度生產問題更加趨于嚴重。

       大家都搞生產超限戰，什么都不顧了，賺錢要緊，盡量的傾銷，能賣多少是多少！這樣一來，世界整體的關系平衡就要被打破，政治精英和政治傾向失去了平衡，大家都亂了方寸，顧此失彼。

       窮的變成了富的，富的似乎變窮了；更大的事情沒人管了，自然環保和生態，受到嚴重沖擊和影響；各國財政吃緊，越來越傾向于走極端，資本界的保守和謹慎原則被拋棄，凡此種種，都會招致反彈，其結果就是世界各國的保守主義盛行，逆全球化現象普遍出現，債務堆積。

       現在的世界就處于過度生產的狀態，這是資本過剩推動的一種結果。現在還看不到問題解決的出口，但它不是不可知的事務，未來經濟研究必然會另搞一套體系，形成新的經濟認識。

22.中國東南沿海或將陷入困境

       十九大確立的社會發展大目標，重點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了注重社會均衡。經濟增長不再是最為優先的目標，生態均衡、貧富均衡、外交均衡、效率與公平的均衡等等，這些均衡關系是最重要的方向。

       從這些均衡關系的方向來看，重商主義的時代接近結束了，經濟學家的時代接近結束了。

       受這種政策方向轉變影響最大的是，福建、浙江、江蘇、上海、廣東等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他們在社會轉型道路上的壓力最大。因為社會發展目標與它們原來的發展模式差異非常大，適應起來更加艱難，說服難度大，轉型成本更高。

       十九大只是建立了一個發展框架，確定了方向，屬于上層建筑的范圍，經濟基礎是否能夠跟得上，這是最關鍵的問題。

       從區域經濟的角度來看，考驗的關鍵點是東南沿海的社會和經濟發展。這些東南沿海的省市順利過關了，社會穩定，經濟穩定，則十九大的社會大目標就意味著獲得了成功實踐。